一位当代最著名汉学家的3本书
卜正民（Timothy Brook），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最重要学者。
1.《明代的社会与国家》
颠覆东方专制主义模式的明史论述
一幅比小说还易产生现实联想的明代社会画卷
【关键词】:空间；田野；书籍；寺院
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从“空间”“田野”“书籍”“寺院”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四个角度，论述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现实联想的明代，颠覆东方专制主义模式下的明史论述，给出与欧洲经验和历史不同的、有关中国的“国家”解释。
——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部引人入胜、颇具价值的专著，提出了中国史研究中的关键课题，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明代地方社群事务的细节知识。
——伊琳·索丽尔，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
【内容简介】
中国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过程的不同，要求我们有一种相对的观点。中国国家超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力量限制国家发展为绝对权威的顽强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未能建立起迫使国家重新协定其权威的社团结构。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此时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在矛盾冲突中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作为在海外汉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卜正民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模式提出挑战，在大量方志材料的基础上尝试论证：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做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
【文摘】
皇帝与社会的联系本就很少。当他所有的官员们都选择沉默的时候，这些联系就很容易被切断。但是，如果从国家角度来解读明朝历史，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明朝的老百姓，都知道要接受皇帝的管辖，但这未必是老百姓体验国家的方式。国家在明代社会中的出现，与其说是因于处在顶端的皇帝的行为或想法，不如说是因为代表国家的官僚在这一传播体系里的往下深度介入——了解这一点，也许会使那些要将自己的案子交由皇帝一言九鼎的诉讼者感到震惊。甚至官僚的介入也不是经常性的，因为普通民众在与处理他们事务的国家体系打交道时，都只是通过末端的代表人来认识国家的。尤其在赋税、教育、司法和军事等体系中，国家的呈现太过抽象。
2.《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 （与巩涛、格力高利·布鲁合著）
西方世界首部研究中国人刑讯和死刑的历史、图像与法律语境的著作
长久以来当西方文化与“他者”文明相遇时，
为何总是会显露出来的厌恶与着迷并存的复杂情绪？
一部雄心勃勃并将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著作。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拆除了那些对中国文化的轻率评判和普遍成见——从古至今，从司法领域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其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间游刃有余，极富启发性。
——苏源熙（HaunSaussy），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乔治·巴塔耶在他著名的作品（《爱神之泪》）中向欧洲人描绘了中国凌迟，本书则揭示了巴塔耶在其中所扮演的暧昧不明的角色，发人深省。书中对凌迟历史的重构细致入微，卓有见识。
——王国斌（R.Bin Wo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主任
【文摘】
如果这个可怕的结果正如马氏所求，那么很幸运，她如愿以偿。１９０５ 年４ 月，即处决王维勤后的几个月，凌迟便从清帝国的法律体系中永久消失了。实际上，当刽子手剜割王维勤的尸体时，回部的督刑官员正草拟废除凌迟的奏章。第一份请旨废除这种酷刑的奏章，于１９０３ 年进呈御览，它标志着中国刑罚制度准备向新的国际标准看齐。但是， 新刑罚法律并没有在处决王维勤后立即公布。如果王维勤的行刑时间被推迟或延期六个月，那么司法机关对他的凌迟便是不合法的。尽管王维勤被处决于凌迟死刑的最后季节，但他并不是身罹凌迟的最后一人。这项“荣誉”落到了一个满族仆人———幅株哩的身上，他是最后一个身罹凌迟的人，刑决日期是１９０５ 年４ 月９ 日。这一天，中国法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清律两百余年凌迟了上千人，但从此以后，这项酷刑便不复存在。
【内容简介】
1904年秋北京菜市口，犯人王维勤被公开处决，观者如堵。此后几个月，凌迟酷刑便从清帝国的法律体系中永久消失。被西方观察家称为“千刀万剐”和“活剐”的凌迟，是帝制中国惩治最严重犯罪的刑罚。本书可以看作是对凌迟所做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考察，是一部反透视、反常识、启迪人们广泛反思的重要著作。
3.《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卜正民教授的非凡之处，在于他长期发掘并研究中日双方高质量的档案资料与回忆录，故而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战时问题的隐晦性与复杂性……这部书对中日战争史的研究与现代中国史的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大卫·P.巴拉特（DavidP. Barrett）：《中国历史评论》
这是一部历史研究的范文。在这部上乘之作中，卜正民教授不仅示范了如何进行历史研究，而且展示了如何演示历史研究的成果。他以自己深邃的洞察力，将沦陷区复杂隐晦且多层次、多方向的政治与社会，一一道出……简言之，此书无论是在研究上，还是在可读性上，都堪称佳作。
——萧邦奇（R. Keith Schoppa ）：《美国历史评论》
这部令人爱不释手的著作，涉及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卜教授掌握了汗牛充栋的资料，把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在20世纪帝国主义侵略与统治的大背景下，将中国当年的特殊性问题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融为一体，娓娓道来，妙不可言。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
【编辑推荐】
战火纷飞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抛家舍业，更多窘困、迷茫的中国老百姓情愿留在故土。他们该如何选择？对于战时社会的逼仄，卜正民教授在书中感叹：“当一个点头便能置人于死地或使一个女人成为妓女，而一句恰当的话又可能使他们免于灾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经历、多么难于应付的情势啊！”日军来了，政府走了，留在原地的芸芸众生，设法应付，被迫做出让步和妥协。身处道德与求生的夹缝之间，地方头面人物、原来政府中的小职员或是平头百姓，似乎并没有太多转圜余地的差别。书中，卜正民教授以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座城市为研究对象，试图将一些长期隐秘于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勾勒出来。
“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他考察了战争阴云下普通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微妙而复杂的战时社会。
【文摘】
伪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且继续蔓延，到占领中期，入不敷出。在这章的结尾，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
“自治会”成员的高更换率表明，大多数人在占领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比他们预期的要艰难得多。一些人能为自己在占领政府的官僚机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舒舒服服的职位，一些人因参与占领政府而保护了自己的生意和家庭的利益。更多的人，弄不懂战时政治的复杂性，不愿意站在入侵者的一边，当有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出现时，他们就退出了，或者被迫退出。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通敌者在抗日政权和占领政权两边都表现为政治上不可靠，道德上畏畏缩缩。对占领者而言，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成本在不断地增长，抵抗力量不断毁坏新政权的所有基础设施。对被占领者而言，代价也极其高昂，通敌者之间的勾结和竞争阻碍了一个政权合法化所必须经历的政治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通敌是一种失策的选择。
卜正民
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2007年7月赴牛津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期明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书，编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鸦片政权》、《民族行为：亚洲精英与民族身份认同》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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